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生前讲座：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新困惑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编者按：当代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2月13日去世，享年79岁。去年春天，他曾在清华大学讲学，《东方历史评论》曾独家全文整理、翻译他的讲座录音。在此我们重发他在3月19日的这则讲座记录，以缅怀这位逝去的大师。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困惑，这是民族主义研究中长期困扰着我的难题。

第一个困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却无法简单作答，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好的？你可能会给出充分的反例来否定这个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对自己的国家抱有一定程度的信念。

第二个困惑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人们无论来自欧洲、英国、亚洲，都会提出这种疑问：我的国家（所做的），究竟是对是错？不过这意味着，无论你的国家是对是错，你依旧热爱它。我希望你们在这里意识到，国家和宗教在多数情况下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都会声称：我们永远是对的，从来不会犯错。信仰这些宗教的人会说，这种宗教一定是好的、对的，犯错的只可能是人类。这件事有趣的地方在于，当你去看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关系的时候，你会捕捉到民族主义中一些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国家不会下地狱，也不会上天堂。它是一个完全历史性的存在，我们不知道它何时会终结。不过这也表示，如果你对国家做了坏事或是好事，也不会因此下地狱或上天堂。国家对于坏人的惩罚，以及对于好人的奖赏是非常简单的，既不是地狱永久的煎熬，也不是天堂永恒的至福，这些在国家里是不会发生的。

你会注意到，在讨论到国家领袖，有些是非常邪恶的领袖时，人们会持有一种相似的观念，你如果在美国，你可以问周围的人，你们觉得亚拉伯罕•林肯是在天堂还是地狱？这个问题可能会令很多人困惑，当你追问下去——他在哪里？答案或许是：哦，他就在我们周围，他在这儿。当你去印度，问起甘地在哪儿，你也会得到类似的回答：甘地还在我们周围，他没有下地狱，也没有上天堂。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情形也是一样。总的看上去，国家的情况是一样的，国家既也不会下地狱也不会上天堂：国家存在的条件是在历史中，而地狱和天堂是在历史之外的。

有趣的是，当你仔细观察所有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即便对于最发达的国家，这种对于国家的信仰也会让你感到不自在。这种信仰的情形很像那种最简单、最古老的宗教：泛灵论（译者注：认为任何物体皆有灵魂的一种原始信仰）。你可以对一个泛灵论者说：啊，我的叔叔两周前去世了，但他的灵魂还在这附近。对方也许会问：哦，那他没有去地狱吗？你可能回应道：也许吧，你在那儿见到他可以告诉我！（大笑）

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里面的对话。我在这里主要是向你们展现这种提问和回复的方式。不过这种是一种奇怪的对话方式，对于穆斯林或是基督徒来说，这种对话是不必要的。

此外，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想强调一点，那就是从来没有一种关于民族主义的哲学。要知道，在19世纪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他们针对各个主题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见解和理论，但是从未有人提出一套民族主义的哲学，原因在于它太困难，也太复杂了。

我们下面要谈一谈和民族主义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它是一种情感性的关联。尽管我现在不再经常体会到这种感觉，但我认为，这种情感对于理解民族主义是至关重要的。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对我而言非常羞耻，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记住了它。我过去常常陪我母亲一道逛菜场。我的父亲去世了，因此，我需要帮助母亲拎购物袋，并且紧紧地跟着她。我的母亲总是会和店家还价，而且她会表现得很冷漠：“不不不，这块肉不新鲜；这鱼闻起来太腥；这些蔬菜可能放在这里好多天了……”这些不过是信口开河，她只是为了价格砍下来。而我，一个九岁的男孩实在是为此感到羞耻，恨不得钻到地缝中去，或者远远地跑掉。我的母亲怎么能够这样做？实际上，在商店中，还有很多像我母亲一样的妇女，她们做的事情和我母亲并无二致。但我不在意她们，我只在意我的母亲。我想，在我十六岁时，如果我的母亲和我一道出席我的派对，那她一定也会体会到相同的感觉。

羞耻感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你无法逃脱掉它。在你和让你感到耻辱的人之间，存在一种无法割断的联系，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情感。这就是我在越南战争中发现的事情。在越战期间，我非常积极地参与到那些抗议团体的队伍中，在那里，我惊讶地看到有许多示威者是老年人，六十岁上下。我问过他们一些问题，他们回答道：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对自己的国家感到惭愧。看看这场糟糕的战争，它们毫无用处，而且成千上万的人为此死去。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我们政府为何要对我们说谎？ 这些回答让我震惊，我不知道该对这些老年人说些什么，他们对此表现出非常强的羞耻感。他们没有用“罪恶感”这个词，他们说的是“羞耻”,我想这就是民族主义哲学中非常值得一提的地方。在民族主义中，有一种人性化的关联，这是一种你必须承受的情感，虽然它毫无用处。无论国家是好是坏，个人都和它存在某种割舍不去的关联，这就所谓的民族情感。羞耻感就位于民族情感之中，尽管现代人不会再采取原始丛林人类的方式去表达，但那种羞耻感始终都在那里。

接下来，我将探讨三个对民族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有了这些观点的支持，民族主义会变得更加可信，更具说服力。第一个论点是，无论是美国的好人，还是中国的好人，法国的好人，我们会发现，这些好人都已经死了，尤其在中国这个拥有六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情况更是如此。事实上，这些死去的人不会再对国家造成任何危害。我们会尊敬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死去。他们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书中，传奇故事中，他们的英雄壮举，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他们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英勇牺牲，等等。即便一些公民在世之时对国家做过不好的事情，但是他们已经死去这个事实也意味着他们不再会处于任何尴尬的境地。不妨看一看我们的祖先，他们或许算不上伟大，甚至做过一些蠢事，但是我们只需认清一点，那就是他们已经死去，这就足够了。对于那些已死之人都可以采取这样的视角。我们不妨以希特勒为例，他是个已死之人，我们不会再担心他在世期间让我们担心的那些事。而且我从未听人说起过：“哦，我知道，希特勒下了地狱”，似乎也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件事会发生。这种关于死者的看法非常重要，那些历史上的英雄或是恶棍确实对国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不过这些影响都发生在过去，它们无法对当下的国家再起作用。

在此，我要讨论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话题。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成为教授之后做了一次讲演，这个话题就源于此。韦伯在讲座的开头，斥责当时的德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统治者不作为，不具备执政能力；资产阶级贪婪、自私，没有能力来领导国民；工人们傲慢自大，国家的治理不能指望他们，诸如此类。我们从韦伯的描述中得出这样的印象：德国的每一个人都毫无指望，除了他自己。

知识分子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他们审视自己所在的国家，最终发现希望只存在于他们自身。韦伯还经常想象，千百年后的德国人能够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发现这里存在着的真正的德国人，尊重他们，并且向他们学习。韦伯强调，人们常说我们必须要景仰先贤，无论是我们的祖先还是已故者。然而，先人无法指导现世之人如何去活，他们不清楚子孙后代的生活会是怎样，究竟是资产阶级，贵族还是其他什么社会阶层，但是先人至少可以做到，让后辈在回看历史时，对今日的先人表示肯定：对，这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是好样的。韦伯的例子在于引出一个有趣的观点，那就是，德国历史在不断地发展演进，也许会持续成千上万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像子孙后代所期待的那般生活。

我们要说的第二个观点是，那些未出生的人是纯洁的。婴儿从来没有做过令人羞耻的事情，也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孩子们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这一代制造了可怕的错误，但值得庆幸的是未生者的永续。这同样也是民族主义所体现的——我们必须为未生者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我们在教育、税收、环境、国防等各种方面的竭尽所能，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那些仍未降临于世的未来。这种至关重要的民族主义所具备的力量，取决于人类“自我救赎（补偿）”的意念——我们做了错事，那么我们至少要为后代谋得最好。

我们可以用美国这个我工作的地方来举例，当然，我不是美国人。如果你询问美国人他们真正仇恨的人，很简单，他们会说我恨大资本家、黑帮、黑人，有很多他们恨的坏人。然而当你与他们谈论到未来，他们并不知晓谁会存在于未来，这些人或许没有孩子，或许即使他们有孩子，也无法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和他们的祖辈一样坏，或是一样原始。我们找不到什么理由，说一个亿万富翁的曾孙子未来就一定会坐牢，因为未来是不可寻踪、不可预测的。这也就是关于未来的国家，无论是未来的美国还是未来的中国，让人觉得着迷的原因。很少有人会说，我们得对未来谨慎，一步一步跟踪这些进展，确保这些坏人的孙子们不会变坏。这种对于把民族的未来看成是未出生的婴儿的未来的想法是有点奇怪的，也是泛灵论的，这样的想法在西方的高层思想讨论中并不鲜见。

儿童也是这种观念当中的重要一部分。如果你去到挪威，你会在独立日那天看到所有的孩子精心打扮，在挪威的各个城市当中盛装游行。这个小例子想要说明，孩子们富有活力、单纯、好奇，有点烦人但也无妨，应该庆幸的是他们不懂政治，不懂性或者商业，所以孩子们虽然已经降世，但仍有一些未生者没有被污染、变坏的成分。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有一天会变成成人。他们会知道性、知道经济、知道工作，会变成我们讨厌的那些大人，失去童年和纯真的美。不过孩子们总会源源不断地诞生。对我们来说，孩子是对美好自然的保证，孩子是希望。把儿童形象和国家联系起来的做法，像是宗教，却又不尽相似，因此从泛灵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我必须得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一个泛灵论者，他虽然出生在穆斯林国家，但是决定成为一个泛灵论的信徒，我常常从他身上获得启发。

另外一个我所感兴趣的问题与历史上中国的大量海外移民紧密相关，我想知道，移民在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陌生国家的过程中，他的心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末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波浪潮，主要集中在西半球，尤其是海地和北美。这些运动以反对帝国中心的暴力革命为主，并且成功摆脱了帝国中心的控制，而这些结果是建立在移民群体和控制其的帝国中心（宗主国）拥有同样的语言、宗教、文化、知识的前提之上的，他们是一些不在英国、西班牙的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其实他们很清楚，在这块新大陆上，在殖民统治结构下，他们已经降低到了附属的二等人。所以女王的信中会称他们为英国的臣民。也就是说，在宗主国眼中，他们不是英国人，是英国的臣民。不仅如此，他们不仅仅在身份上，同时在实践当中也认同自己的这种地位，比如我们所知道的新英格兰、纽约（新约克），或许这就是他们在心理上一种对分裂的认可。当然，西半球只是移民浪潮当中的一部分舞台，同时，中东和中国的移民也在历史发展中有着显著增长，尤其是在蒸汽船使得大部分的安全移民成为可能之后。

一个人从呱呱落地到组成家庭再到叶落归根，都在同一个地方，这样一种期待仍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思想的一部分。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如我们很多人想的那么容易。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欧洲或者是美国之外的地区驾鹤西去，同时也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尽管我们不确定他们移民后是否还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逝世。

接着，民族主义知觉形成于第二波浪潮，引用阿克顿勋爵的一句话，意思就是，民族主义总是实际上产生于流亡，它是在流亡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到了18、19世纪这就变成了一个政治的力量。如果你在芝加哥街头和一些年轻人聊聊的话，尽管他们不会太在意你，但是你能验证我说的这个理论。如果你去巴黎度假的话，他们会指着你说：“又来了一个美国人，很好啊。”（带着讽刺的语气）这就证明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直觉把你归为异族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亚洲都被分割成许多支离破碎的小部分。许多民族，比如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可以终老的国家。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颠覆了这个一辈子生活到老的地方的概念。资金、电报、飞机、统计等蜂拥而至，一定程度上重建自己的封闭共同体的这个模式，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好像又被打破了，资本家开始在这里投资，开始资本积累，这是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浪潮的形成，我们可以总那一时期到达美国的人口数量的统计看出这一趋势。从18、19世纪甚至到20世纪末期，很多人飞去美国，其中包括旅游的、有移民倾向的人（当然他们不一定留在了美国），而且这个数量呈现逐年大幅增长的趋势。随着移民的增加，美国那时开始有了排斥外国移民，包括排华的趋势。

针对这个观点，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昔日非常辉煌的大英帝国，在他的崛起过程中，侵占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但是当它分崩离析的时候，政府决定给这些国家以“自由”。在这之后，这些国家仍然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但事实上他们都已经不是了。同样，在阿拉伯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人都称自己为“阿拉伯人”，但实际上他们都属于不同的国家，西班牙裔的美国人也是这样。

最后我想指出的一点是，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有趣。那些来自中国、爱尔兰，或者其他向外移民的国家的人，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时发生了什么？因为这个问题是对民族主义一个传统观点的反驳，也就是至少你应该留在你自己的国家。在过去50年的移民，他们的目的地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相反，移民的流向是从发展中国家到世界权力的中心。现在问题就来了，当他们到达发达国家后，会发生什么呢？这有很多种可能性。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他们（包括爱尔兰人、犹太人等等）可能会有一种负罪感。当他们到达伦敦或者美国的一些发达城市后，他们会问自己，我为什么不留在家呢？我们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看到这种思乡之情或负罪感。这也是一种极度情绪化的非正常民族主义，它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在自己国家的人）大相径庭。这通常是由他们忽视自己在母国的经历所导致的。在到达目的地后，他们通常想表现出自己的爱国情怀，尽管没有一个人想再回到母国。比如在俄勒冈州的美籍华人就会声援北京政府攻占台湾，以表达自己超高的爱国热情，幸亏北京政府没有听取他们的激进主张。这一思想特点通常体现在到达目的地的移民群体，以及将下一代送出国门的群体身上。这些例子都很好的解释了移民群体的民族主义思想。

此外，研究美国这些移民内部发行的当地报纸，这些报纸所体现出的内部矛盾非常有意思。通常，报纸的第一页都写满了移民的后代在美国过得有多么幸福；第二页则报道了菲律宾发生的恐怖罪行与混乱现状，这意味着，我们移民到这里是对了；第三页就是你们通常所说的专栏评论页，上面登着移民描写还住在自己母国、受苦受难的祖母的文章。尽管报纸上写满了自己母国的罪恶和贫困，但移民们仍然对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

旧时候，没有人能随意离开自己的国家，只有逃出自己的母国。我个人对这个观点很感兴趣，下面我给大家举一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从二战结束后，菲律宾的历任总统都有中国血统。同样，百分之九十的泰国总理，也都是中国后裔。这并不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因此我非常感兴趣。同样，在法国，西班牙裔法国人或英国人几乎当不成总理。具体来讲，不论泰国的总理是否地对中国，他们都不会直说自己是中国后裔。他们通常会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但现在已经是泰国公民了。当然，这样的论断总会使舆论哗然，以至于他们会经常在公众场合为自己辩解。我认为，这种现场所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是，这种远程的民族主义会使人依然感受的到母国的重要性，但同时又在不断为自己的新身份辩护。

我曾经在印地安那大学遇到了一位很棒的教授，他是一个希克裔（穆斯林的一个新分支），是穆斯林与印度裔的共同后代。他人很好，很善良也很感性。他对我说：“我经常感觉很压抑。”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他回答说：“是因为我的儿子。”我又问他：“你儿子怎么了？”他说：“你不了解他。事实上他事业有成，在蒙特利尔有自己的生意，收入颇丰。但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吗？他变得很激进，并成为了希克独立运动的支持者。因为他衣食无忧，所以成天花大把时间对着电脑做宣传工作，并且致电所有对独立运动感兴趣的人。”我接着问他：“这件事为什么会让你感到压抑呢？” 他回答说：“我儿子对我说，他希望在印度的每一名希克裔年轻人，都要做好为独立、为抗争献身的准备。于是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让你自己的孩子去抗争前线呢？但是我儿子突然变得很惊恐，并说爸爸你在说什么呀！我把孩子带来加拿大就是为了避免他们遭遇不测，特别是不要在独立运动中受伤。我对他的想法很失望，并说你在鼓动印度的年轻人捐躯却死死保护住自己的孩子。这是多么不道德的行为！你天高皇帝远的生活在加拿大，你生意不错、孩子有好学校上、有个好妻子，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但是你却在网上大肆鼓吹在印度的年轻人武装起来，不顾他们可能会因此丧命。你从未给印度政府交过税钱，你也不会因此入狱，也不会被处决。所以，你其实没有为印度做过任何事，除了在网上逞个人英雄主义，你满脑子只想着这件事。你作为一名加拿大公民，要履行加拿大公民的义务。但是你又不是印度公民，你眼睁睁看着印度年轻人去送死，自己却高枕无忧的享受着在蒙特利尔的生活。在我看来，这是很羞耻的行为，你不配做我的儿子。”这当然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作为移民国家的公民，却还受到母国民族主义情怀的影响。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多，这将是当今世界所要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

我说了这么长时间，谢谢大家。

（中国传媒大学张斯然和首都经贸大学丁婧婷协助了录音整理和听译，在此致谢）

12月16日晚，东方历史沙龙第82期将在杭州举行，主题为“一位记者笔下的1907年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嘉宾为沈弘、吴飞。点击下方“阅读原文”了解详情。